存《倚天屠龙记》人物相关资料

匪我思存

察罕帖木儿（？—1362），字廷瑞。汉姓李，又称李察罕。祖籍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即元之别失八里）。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军取河南，以探马赤军户留居。祖乃蛮台、父阿鲁温，皆居河南，遂为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人。察罕帖木儿自幼攻读儒书，曾应进士举，名闻乡里。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北方红巾军发动起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亳州（今属安徽）、罗山（今属河南）、汝宁（今属河南）等地。不数月，江淮诸郡皆被红巾军占领。元廷派军镇压，多大败而归。

十二年，察罕帖木儿率先组织地主武装，纠集当地数百人，号称义兵。并与罗山县典吏李思齐组织之地主义兵相合，设计袭破罗山。时元廷官军破敌无方，忽有地主武装收复城池，因而大加赞赏，授察罕帖木儿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府知府。自此，元廷颇重视利用地主武装，于河南、淮南等地立义兵万户府、毛胡芦（乡人自相团结之意）义兵万户府等，“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元史·百官志》）。察罕帖木儿义兵在朝廷支持下发展很快，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与刘福通部红巾军屡战告捷，并迫使北方红巾军一度处于低潮。

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起义进入高潮，汴梁（今河南开封）以南邓、许、嵩、洛诸府州皆为红巾军所有。察罕帖木儿驻戍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以遏制红巾军。十一月，刘福通部红巾军北渡孟津，破怀庆（今河南沁阳）。察罕帖木儿率军进战，红巾军败退。朝廷以其功，升中书刑部侍郎，阶中议大夫。时驻荥阳苗军叛元，察罕帖木儿夜袭之，尽虏其众，乃结营于中牟。未几，淮西红巾军30万来攻中牟营，察罕帖木儿率众奋力抵抗，红巾军不能支，弃旗鼓遁走，察罕帖木儿追杀十余里，无数红巾军惨遭杀戮。

十六年，升为中书兵部尚书，阶嘉议大夫。九月，刘福通遣李武、崔德等为西路军，破潼关，进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虢州（今河南灵宝东北），扼崤函。元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往攻，察罕帖木儿率军西行，乘夜取崤陵（今河南渑池西）。再攻陕州，城坚不可拔，转灵宝城（虢州），克之。李武、崔德渡河入山西，克平陆，掠安邑，察罕帖木儿追袭不舍。李武、崔德回师下阳津，与元军相峙数月，终因不敌退走。察罕帖木儿以功加中奉大夫、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十七年初，李武、崔德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二月，夺七盘，进据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分兵攻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陕西省台连连告急。元廷急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由陕州、潼关来援。红巾军再次遭到杀戮，余党溃散，逾南山，转攻兴元（今陕西汉中）。朝廷对察罕帖木儿大加嘉奖，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闰九月，刘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由四川北上，克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攻凤翔（今属陕西）。察罕帖木儿先分兵入守凤翔城，然后诱红巾军围凤翔。红巾军不知是计，发重兵来围城，察罕帖木儿自率铁骑，昼夜急驰200里赴凤翔城外，分左右两翼包抄，城中元军开门而出，形成内外合击。红中军大溃，自相践蹂，被杀者数以万计，伏尸百余里。西路红巾军从此一蹶不振，李喜喜南下川蜀，李武、崔德转入宁夏。

十八年二月，山东红巾军首领毛贵开始挥师北伐，进逼京师。元廷惶恐不安，急征四方兵入卫，命察罕帖木儿屯兵涿州（今属河北）。察罕帖木儿留兵戍清湫（今陕西眉县东南）、义谷（今陕西蓝田西南），屯潼关、塞南山口，以防陕西起义军再起。自率精骑急赴河北。时关先生、破头潘等所率中路红巾军逾太行山，破上党，攻掠晋宁（今临汾）、冀宁（今太原），陷云中（今大同）、代州（今代县），又遣军南下。察罕帖木儿遣其将关保、虎林赤守上党，关先生等克辽州（今左权），旋被虎林赤击退，关先生等又占领冀宁。为遏制红中军南下之势，察罕帖木儿遣兵埋伏于太行山南山关隘，而自勒重兵屯闻喜、绛阳。红巾军果南下走南山，遭伏击，损失惨重。察罕帖木儿分兵屯泽州（今晋城），塞硫子城（今晋城南），屯上党，塞吾儿谷（今黎城东）；屯冀宁，塞井陉口（今平定东），以杜塞太行山通道。致使中路红巾军在山西无法活动，逐离开山西北上，转攻河北，进军上都。察罕帖木儿进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顺帝妥欢贴睦尔对察罕帖木儿十分倚重，下诏令其守御关陕、晋、冀，抚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

是年五月，刘福通破汴梁，宋政权迁都于此。北方红巾军虽未攻克大都，但东自山东，西至甘肃，北达辽阳，南方江淮、荆楚、巴蜀，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宋政权势力出现鼎盛局面。察罕帖木儿不得不收缩兵力，于晋、豫交界一带，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自将中军守渑池。时福通将周全攻洛阳，察罕帖木儿出宜阳，率精兵自新安来援。周全久攻不下退走。元廷拜察罕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枢密院事。

十九年初，宋政权各路红巾军出击未达预期目的，逐渐由盛转衰。时关先生等中路军破上都，转攻辽阳；山东毛贵为来投奔的淮安赵君用所杀，山东红巾军自相屠杀；西路军李武、崔德一支进宁夏路（今银川）。于是宋政权都城汴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五月，察罕帖木儿开始调兵遣将进攻汴梁。自率大军次虎牢，遣兵南道出汴南，略归、亳、陈、蔡诸州；北道出汴东，发战船沿黄河，水陆并下，略曹州（今山东菏泽）以南，据黄陵渡（今河南兰考东）。又调陕西兵，出函关，过虎牢；山西兵出太行，逾黄河，会师汴梁城下，夺取其外城。察罕帖木儿自屯杏花营（在汴梁城西），指挥各路军环城而垒，把汴梁围得水泄不通。刘福通起义军屡次出战皆败，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形势十分危急。八月，城中食将尽，察罕帖木儿与阎思孝、李克彝、虎林赤、关保等将商议，分门而攻。入夜，元军登城，破关而入，刘福通与数百骑护送宋主韩林儿自东门夺围而遁，元军俘获皇后及起义军家属数万，宋政权官员五千余人。元军夺取汴梁后，起义军失去河南，察罕帖木儿势力大振，朝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于是，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乃日修车船，缮兵甲，务农积谷，训练士卒，谋大举以复山东”（《元史·察罕帖木儿传》）。元军在战场上取得暂时胜利，各军阀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萌生。当时在中原屡与刘福通部红巾军争战的河南行省左丞相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珊竹带氏功臣世家，地位在察罕帖木儿之上，但战绩远在察罕帖木儿之下，察罕帖木儿自恃有功，颇为不满。十七年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因战绩不佳，忧愤而死。子孛罗帖木儿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总领其父原管军马，在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曹州有战功。二十年二月升中书平章政事，又在兴和（今河北张北）一带击败中路红巾军，朝廷命其总领一应蒙古、汉人诸军，便宜行事。战功显赫的察罕帖木儿对年少气盛的孛罗帖木儿内心当然不服。朝廷为避免双方发生磨擦，命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今山东忻县南）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南。九月，孛罗帖木儿遣兵自石岭关围攻察罕帖木儿兵所守之冀宁，旋又退屯交城。十月，朝廷又命孛罗帖木儿守冀宁，孛罗派其将保保、殷兴祖、高脱因欲进城，冀宁守将不纳。察罕帖木儿派其将白琐住、陈秉直以兵来争，被孛罗帖木儿部将脱列伯打败。二十一年正月，顺帝命平章答失帖木儿、参政七十前往劝谕，孛罗帖木儿遂罢兵回到原驻地。但双方结怨已经很深，和解是不可能的。

山东红巾军原来形势非常好。毛贵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勇有谋的农民领袖，加上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归附红巾军，势力大增，山东之地几为毛贵、田丰所有。毛贵北伐大都虽未成功，退守山东后仍然局势稳定。但不幸毛贵为赵君用所杀，毛贵部将续继祖又从辽阳赶回益都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各部互相仇杀，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从此一蹶不振。这时，山东红巾军中以田丰、王士诚两部势力最大，王士诚原是毛贵的部将，毛贵派他和续继祖参与中路红巾军进攻山西，后来回到山东。田丰称花马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不已。察罕帖木儿占领汴梁后，得知山东红巾军自相攻杀，决定大举进攻山东。

二十一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洛阳召集各路将领，商定发师进攻山东战略部署：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与汴、洛军水陆分道并进。而自率精锐铁骑，建大将旗鼓，渡孟津，经怀庆，鼓行而东。七月，占领东昌（今山东聊城）、冠州（今山东冠县）。八月，察罕帖木儿师至盐河，遣其子扩廓帖木儿、阎思孝等，会关保、虎林赤等，率精兵5万人进攻东平。元军由东河造浮桥渡河，田丰派二万军夺桥，关保、虎林赤且战且渡，元军两败红巾军，占领长清，兵临东平城下。田丰遣其将崔世英等出战，不胜。察罕帖木儿考虑到“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元史·察罕帖木儿传》）。时田丰提兵穆陵关，使人因答：“总兵如不信我心，且不与总兵相见，当为平沿海诸城，然后相见未晚也。”察罕帖木儿大喜，命田丰为前锋，从元军东进，东平王士诚、棣州（今山东惠民）俞定、东昌杨诚等皆降。察罕帖木儿以朝命授田丰为山东行省平章。

当时，山东红巾军诸将会聚于济南，决定出兵齐河、禹城以抗击元军。察罕帖木儿分兵三路：北路攻济阳、章丘；中路由察罕帖木儿自率主力攻济南；南路攻泰安、益阳。察罕帖木儿中军渡大清河，与红巾军战于分齐，元军胜，进逼济南城。时北路元军得齐河、禹城，南路元军亦报捷。益都红巾军见济南危急，遣兵来援，与察罕帖木儿军战于好石桥，败绩。元军乘胜攻围济南，分兵取山东其他由红巾军控制的州郡。元军攻济南三月，克之。朝廷拜察罕帖木儿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仍旧。

红中军失去济南后，仅存益都一座孤城。益都为宋政权益都行省治所，原由毛贵任行省平章，毛贵被杀后，众拥毛贵子为平章，称小毛平章。小毛年幼，无力驾驭诸部众，山东各地红巾军各自为战。元军攻山东后，各地败退之红巾军均会集益都，作拼死抵抗。察罕帖木儿自济南东进围益都，田丰于益都城西会见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命诸军环城列营，凡数十处，又大治攻具，百道并进。益都守军全力拒守。元军又挖掘深沟，筑长围，引南洋河水灌城中。

二十二年，元军围攻益都数月，屡攻不下。时田丰扎营益都南门，频往察罕帖木儿营议事，“见其待朝廷使甚简傲，又所施多术数，无忠诚心，田丰乃忿曰：‘我以山东地降汝，又为汝平海上诸城之不同心者，诚以汝为元朝中兴人物也，今若此，是汉室之曹操耳，使汝为曹操，我岂不可为之耶？’”至是年六月，与扫地王“王士诚私谋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围，我预椎牛酿酒，至日，设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帅，酒行，汝选骁勇带刀，若供给然，两人夹一人，以击鼓为之，自察罕以下皆杀之。’”谋定，察罕帖木儿于十四日日落后与从骑二人来田丰营。行前，诸将以为不可往，察罕帖木儿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又请以力士从行，不许。察罕帖木儿先至义兵头目王信营中，再至田丰营。王士诚“其人躁勇，见察罕轻出，意谓得间，带刀入侍。田丰目之使退，其人误以为使之行其所谋，转身自察罕后挥刀，中其肩。田丰知其不可止，遂击鼓三通，城中闻，即开门纳田丰军，遂拥察罕入城，城中人复推察罕为主以拒朝廷。田丰不允。已而，察罕死。”①

察罕帖木儿被刺的消息传到朝廷，朝野为之震动。据载，善观天象的妥欢贴睦尔曾预言“山东必失一良将”。即驰诏察罕帖睦尔勿轻举，使者未到山东而察罕已丧命了。朝廷诏赠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谥献武。后改赠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颍川王，改谥忠襄，食邑沈丘县。命其子扩廓帖木儿袭总其父兵，拜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

察罕帖木儿出身探马赤军户，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作为色目地主阶级的一员，深感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因而纠集武装，组织义兵，对抗起义军。他以治军有方，作战勇敢，使这支地主武装发展成当时规模最大、对农民军镇压最力的地方武装力量。察罕帖木儿因此而跻身行省长官，地主义兵改编为官军，他本人也成为握有重兵的军阀。他是元末兵起以来支撑元朝统治的柱石，也是血腥屠杀起义农民的刽子手。

匪我思存

作者：laureat    出处：新浪

在《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哥哥王保保，在小说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配角，只出场了两、三次。但在历史上，王保保是一个叱诧风云、纵横天下，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天下奇男子”的伟人。
　　大概是在洪武初年岭北和林战役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大宴众将领时突然问大家：“天下奇男子谁也？”众人都回答说：“常遇春是也。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也。”太祖笑着说：“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这一著名典故见《明史，扩廓帖木儿传》。又据姚明的《清溪暇笔》载，在太祖夸赞王保保为天下奇男子后，“其后民间凡遇有微劳自矜者则诮之曰“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至今遂成谚语。”也就是说，王保保不仅在明朝廷威名赫赫，在民间也是家喻户晓。当时如果有人作了一点小事就很骄傲的话，可以用“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这一谚语来讽刺。（意思是，这点事算什么，有本事到西边把王保保抓来）
　　王保保在明朝初年可谓威名显赫，在明太祖的心目中甚至超过了开国第二名将常遇春，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王保保是如何的一个奇男子吧。
　　
　　一，削平逆党，构乱中原。
　　
　　王保保，胡名扩廓帖木儿（Koko Temur, 扩廓是蒙古语“青”的意思）“沈丘人，小名保保。元平章察罕帖木儿甥也。察罕养为子，顺帝赐名扩廓帖木儿。”（《明史，扩廓帖木儿传》）王保保不象小说中是察罕的儿子，而是察罕的外甥。察罕帖木儿（Chaghan Temur）是乃蛮人(乃蛮人后来分别被蒙古和畏吾尔同化了)，汉姓李，字廷瑞，察罕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白”。而王保保则是汉人（不是现代意义的汉人，当时汉人专指北方在金朝就归降异族的汉族人，南方人当时被称作蛮子（ Manchi））。元末蛮子起义，察罕在至正12年起义兵，转战河南、河北，收复汴梁，击退刘福通，平定山东，降田丰，“灭贼几尽”。后来在察罕总大军围益都的关键时刻，降将田丰刺杀了察罕，逃进了益都城。元惠宗（即元顺帝妥欢帖木儿Toghon-Temor汉语意“小铁锅”,乌哈图汗，顺帝是明太祖对其的蔑称）即在军中拜扩廓帖木儿为“银青光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总其父兵”（《新元史，扩廓帖木儿传》），开始了扩廓一生中辉煌的一页。这一年是元至正22年，即公元1363年。
　　扩廓总察罕兵后，急攻益都，穿地道攻城，益都陷落。扩廓生擒王士诚和田丰，剖其心以祭察罕。又献俘益都贼头目200余人于京师，同时派大将关保东取吕州，山东平复。“是时，东自临沂、西逾关陕，无一贼。扩廓帖木儿乃驻兵河南，朝廷依以为重。”（同上）
　　扩廓在平定北方后，没有利用朱元璋、陈友谅等人在江南大战的机会麾兵南指，反而不遗余力地参与元朝内部党争，构乱中原。当时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宠信高丽贡女奇氏，并立之为皇后，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Ayu Sridara,即元昭宗，死后明人称太子毕里秃，蒙古文献中的比力克图汗Biliktu Khan，即《倚天屠龙记》中大都城游街时提到的那位太子）。奇氏与太子形成太子党，密谋逼迫惠宗禅位。廷臣也分为“帝党”和“太子党”，不断争斗。外廷用兵自重的各路军阀中，孛罗帖木儿是“帝党”的骨干。而“太子党”所仰仗的正是扩廓帖木儿！扩廓自然和孛罗发生了龌龊，在太原大同之间数度交战，后来孛罗兵进大都，太子出逃投奔扩廓。孛罗幽囚奇氏、弄权大都，引起了惠宗及帝党另一干将也速的不满，他们联合杀掉了孛罗。奇氏也密派宫女伯忽都女扮男装给太子送信，让太子催扩廓进兵大都。扩廓带兵保护太子还朝，剿灭政敌。“当是时，微扩廓，太子几殆。”（《明史扩廓帖木儿传》）扩廓因护卫太子有功封为太傅、左丞相。
　　奇氏原希望扩廓带兵进入大都，然后利用扩廓“兵谏”逼惠宗下台，扶太子即位。但扩廓扎营大都城外30里，自己单骑进城，表示出了不愿意参与“兵谏”的态度，引起了太子党的不满。同时得罪了帝党和太子党，扩廓在大都的左丞相当的很不舒服。所以不久自请出兵平定江淮，“诏为河南王，俾总天下兵，代皇太子出征，驻军河南，分省中官属之半以自随（所有中央机关一半的干部随其出征）。卤簿甲帐亘数十里，军容甚盛。时太祖（朱元璋）以灭陈友谅，尽有江淮地，……扩廓知南军强，未可轻进，乃檄关中四将军会师大举。”（同上）但扩廓所檄的这四将军李思齐等都是与扩廓义父察罕同起义兵、齿位相当的老人，根本瞧不起扩廓，也不听调遣。扩廓长叹道：“我奉诏总天下兵，而镇将不受节制，何讨贼为？”（同上）于是派他的弟弟脱因帖木儿守济南，防遏南军，自己带领主力入关攻打李思齐等，连年互战。

而朝廷帝党、太子党交替掌权，政令正反迭出，后来扩廓的手下悍将貉高、关保上书扩廓之恶，反叛扩廓。帝党命众将合攻扩廓，并削扩廓官职。扩廓大怒，提大兵讨伐盘踞山西的貉高、关保,尽杀省中官属。致使山东、河南兵备空虚。给新兴的大明势力以可乘之机，徐达的北伐大军连续攻克山东河南名城。直到明兵直捣大都，元惠宗才慌忙恢复扩廓官爵。但诏下才一个月，徐达、常遇春的大军已经逼近了大都，惠宗北狩。扩廓勤王不及，大都于是陷落了。此时是至正28年，即公元1368年。
　　
　　二，勤王不及，反扑大都。
　　
　　大都的陷落开始了扩廓护卫元裔的后半生。至正28年10月，元惠宗封扩廓为齐王。当时的形势是，明朝发布 “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的北伐檄文，明兵根据明太祖的战略先占领了山东，益都守将魏赛因不花投降；明兵诉河上河南，扩廓的弟弟脱因帖木儿在洛水北岸被击败逃走，梁王阿鲁台（察罕的爸爸，扩廓的干爷爷）投降，明兵捣潼关，至华州，李思齐等闻风远遁。于是朱元璋在汴梁大会诸将，主力从德州、长芦一线直捣大都，惠宗北狩，明兵占领大都。以孙兴祖守大都，徐达、常遇春等人攻打冀中一带，作为进攻山西的跳板。而长城以南的元兵则只有扩廓拥兵山西了。
　　明军还是比较惧怕扩廓的，攻打大都的战略部署基本上是避开扩廓。但大都陷落，明军不得不要面对这个劲敌了，可惜初战虽是扩廓的大胜，但由于惠宗的瞎指挥，致使扩廓全军覆灭。
　　明军占领大都后，常遇春的主力即南下保定、中山、真定做为取山西的北路军。徐达的部队则在漳德一带，作为南路军。作为徐达前锋的汤和部，自怀庆取泽州，形成孤军冒进的态势。扩廓迅派军南击汤和，以骑击步，在韩店大战，明军惨败。明将汤和自此败后被调到西部战场，也算太祖的小小惩罚吧。
　　但韩店的胜利却被惠宗的瞎指挥破坏了。实际上，惠宗之逃离大都实在有些仓促，其实以大都城之坚韧是完全可以守城待援的。惠宗逃到了开平，才发现让出大都城实在太可惜了！但惠宗没有协调当时大都附近元军在山西、河北北部的三路大军同时向心攻击，而是轻率地命令扩廓孤军东出收复大都。扩廓于是集合主力，北出雁门，经保安、居庸关，向北京攻击前进。
　　而此愚蠢的行动迅速被老谋深算的徐达等人发现了弱点。徐达等人认为北平有孙都督（兴祖）据守，且有坚城，不足为虑。扩廓倾巢而出，太原空虚，明军主力均在太行东南部真定、漳德一带，离太原很近。于是采用批亢捣虚的战术直取太原。扩廓慌忙回救太原。明军根据韩店与扩廓初战的经验，集结了大量骑兵参战，但步兵尚未完成集结。明军未及布阵，扩廓“以万骑突至”（《明史傅友德传》），明军一片混乱。曾被高皇帝评为“勇略冠军”（《明史薛显传》）的大将傅友德跃马挺枪，“帅敢死士战却之”（《异域周咨录》），才稳住了阵脚。双方又骑战了数日、胜负未分。常遇春向徐达建议：“我骑兵虽集，步卒未至，骤战必多杀伤，夜劫之可得志。”（《明史常遇春传》）恰好扩廓部将豁鼻马约降，于是徐达采用了常遇春的建议，选精骑夜袭扩廓。“扩廓方燃烛治兵书，仓促不知所出，跣一足，乘孱马，以十八骑走大同。……（明军）遂克太原。遇春追扩廓至沂州而还。”（同上）
　　明军在平定山西后，即平定了陕西。然后扫荡了北平东北侧翼。而北元则东有纳哈出，西有王保保，战争逐渐分为两个战场。
　　
　　三，拥兵塞外，保卫元裔。
　　
　　洪武元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后，于第二年六月进行了第一次北伐。由常遇春帅步骑九万出北平，经过会州、锦州、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地方）、攻下了开平。元惠宗逃到开平以北的应昌，即现内蒙古达来淖尔湖（Dal Nor）的西南岸。一代名将常遇春，在完成这次任务后，暴疾卒于回师途中，年仅40。代替常应付东面战场的是李文忠。
　　扩廓此时在西方，可能是作为对明军第一次北伐的牵制，扩廓带军包围了明将会宁侯张温据守的兰州。明军派出的援军被扩廓全歼，援军首领于光也被杀死。
　　在这种情况下，明军立即于洪武三年一月三日开始了第二次北伐。在制定进攻方略时，包括名将徐达在内的所有将领都异口同声地建议大军直扑应昌，逼扩廓从兰州撤兵。经过两年的拉锯战，明军已经逐渐扫清了山后各地区，应昌已经是明军兵锋所及了。扩廓在洪武二年十一月，就曾劝请惠宗“速幸和林，勿以应昌为可恃之地。”（《北巡私记》）但太祖力排众意，命令明军兵分两路。西路由大将军徐达自潼关经西安救兰州，寻机歼灭扩廓；东路由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直捣应昌。这是使敌人“彼此自救，不暇应援”的方略。（《明鉴易知录》）
　　战事进行到四月，东西两线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东线是北元惠宗于4月28日突然逝世，元惠宗孛儿只斤氏，讳妥欢帖睦尔，蒙古文献称为乌哈图汗。在位37年，年51岁。在位期间荒淫无度，任用奸党，戕害忠良，对南方的反叛也姑息任之。但他心灵手巧，曾制造宫漏，奇妙无比，又会观天象。可惜世祖打下的大好江山毁在他手里。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Ayu Sridara,即元昭宗，死后明人称太子毕里秃，蒙古文献中的比力克图汗Biliktu Khan）即位，改元宣光。（宣光元年为第二年即洪武四年，本年仍为至正30年）在此国丧前后，李文忠已经先后夺取了应昌外围的重要据点兴和、察罕淖尔等地,五月13日，李文忠在离应昌百余里的地方从一俘虏的口中得知北元惠宗死讯，督师急弛两日至应昌，“明日克之，获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唯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亲帅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明实录》）。东方战场以北元的惨败告终，《皇明资治通纪》在评论第二次北伐东方战场时记载：“大军所至，朔廷遂空。”
　　西部的扩廓也遭到了惨败，这就是明初的沈儿峪之战。扩廓在听说徐达援兰州的消息后，急忙固守兰州东面的定西准备迎击。四月，徐达在沈儿峪全歼扩廓军。“徐达率师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日数交战”（《异域周咨录》），徐达命令诸将每夜不断制造噪音骚扰扩廓的军营，使扩廓的部队每夜不得休息。数日后的一夜却偃旗息鼓，扩廓的部队连日不得休息纷纷昏睡，这时徐达整众出战，“遂大败王保保兵于川北乱冢间，生擒严奉先、韩礼儿、李察、罕不花等“（同上）“保保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度，遂出宁夏奔和林。”（〈明鉴易知录〉）西部的战事也结束了。
　　扩廓逃到和林不久，元昭宗也来到这里（和林是成吉思汗的故都，又称哈喇和林Khara Khorum，1912年一个外国人在外蒙的额尔德尼昭地方发现著名的兴元阁碑，证明这里就是古代的和林）。，对扩廓以国事任之。从此扩廓开始了独撑将倾天下的重任。
　　到了洪武五年，朱元璋下决心彻底解决北元。于是集结了15万大军，分三路第三次北伐。中路大将军徐达，由雁门直趋和林，摧毁北元的指挥部；东路左副将军李文忠由居庸关至应昌，然后直扑土拉河，从西北面攻击和林；西路征西将军冯胜出金兰取甘肃，各将兵五万。
　　东路军李文忠一直打到胪朐河（今克鲁伦河Kerulen）,接着在土剌河（Tula今图拉河）击溃哈喇章等，进至拉鲁浑河（Orkhon今鄂尔浑河）畔的称海，被蒙古大军包围，李文忠“椎牛飨士”、亲自横槊督军奋战、好几位国初名将如曹良臣等战死，才勉强撤退。但损失惨重。
　　中路军徐达遇到的是劲敌扩廓帖木儿。这一次，在明与北元的大对决中，扩廓巧妙而坚决地击败了明朝第一大将徐达。扩廓用诱敌之计将明军逐渐引入其纵深。徐达的先锋是常遇春的内弟、后来在洪武21年威震漠北的蓝玉，出雁门后，在野马川（《口北三厅志》云，野马川在“宣府西路膳房堡口外”）遇到胡寇，追至乱山（位置待考），取得了小胜。接着到了土剌河，“与王保保遇，击败其众，保保遁去。”很明显，扩廓在诱敌深入。他亲自率领小部队且战且退，把敌人引向和林。而他手下的大将贺宗哲率领主力在和林以逸待劳。果然，“扩廓遁，与贺宗哲合，而拒我兵于岭北。时，师数发（左谷右瓦），而心易虏，骤与之战，不利，死者万余人。”（《明史纪事本末》）所谓“数发（左谷右瓦）”是说明军在于扩廓的对阵中，数次发放伙食。这是扩廓利用明军发饭的时间，连续对敌阵进行了数次进攻，每次明军刚一发饭，扩廓就开始进攻，使明军逐渐放松了警惕，最后扩廓才实行其全力之一击，大败了明军。这是扩廓以徐达沈儿峪之战的其人之道，还治了其人之身。

西路军冯胜却取得了以外的胜利。但由于失败的两路是当时有名的战将中的头两位，如果表彰了冯胜等于羞辱了徐达和李文忠，所以太祖借故没有给冯胜赏赐。至此，洪武五年的北伐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
　　对这次惨败，明史诸典籍均一笔带过，不做太多的评论。但史料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这次的惨败对太祖来说实在是刻骨铭心。叶子奇的《草叶子》中说，“分三路出讨，至漠北大败，死者先后约40余万人。”明初谋臣刘基在北伐之初“尝言于太祖曰：扩廓未可轻也。至是帝思其言，谓晋王曰：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自是明兵希出塞矣。”（《明史扩廓帖木儿传》）
　　


补记：此文写于数年前贴于新浪论坛，曾被转载，近来读书发现新的史料，所以修改重贴

匪我思存

四、明太祖对王保保的招降。
　　
　　朱元璋对王保保是非常重视的。《皇明通纪》载，“高帝谓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传国玺；一，王保保未擒；一，元太子无音问。”可见，扩廓在太祖的心中比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还要重要。
　　太祖屡次想招降王保保。在察罕总兵围益都时，江淮震动。朱元璋派使者与察罕通好，察罕派张（上日下永）和马合谋从海路到江东授官职。刚刚到，察罕遇刺的消息也传来了，太祖立即杀掉了马合谋，不受官职。“及扩廓视师河南，太祖乃复遣使通好，”对于这样没有信义的人，扩廓当然是“留使者不还。凡七致书，皆不答。既出塞，复遣人招喻，亦不应。”（《明史扩廓帖木儿传》）朱元璋给王保保的七封书信，均可以在《明实录》里读到，确实是苦口婆心，仁义尽至。
　　太祖对王保保作为一个汉人，在元朝覆亡之季宁死不降的态度简直有些不理解。在那篇著名的北伐檄文中有一段是专骂扩廓的：“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
　　最富传奇色彩的是朱元璋派两员降将去漠北招降扩廓。一个是扩廓派去守益都的魏赛因不花，此人姓李，名也叫保保。他是察罕的助手之一，曾同扩廓一同攻打益都。因要与王保保区别，所以称老保(当时小名叫保保的很多，前文提及的李文忠，小名也叫保保)。他是扩廓留在山东的重将，在明朝大军的攻击下，在洪武元年就投降了。后来朱元璋派老保赴塞北劝降扩廓，“扩廓帖木儿鸩杀之。”（《新元史魏赛因不花传》）
　　另一个则是割据关中的李思齐，也在洪武初年投降了明朝。朱元璋也派他去漠北与扩廓通好。扩廓对李思齐的态度还比较好，“待以宾礼”，不久就派骑士送李思齐回国，到了边境，骑士说，主公（扩廓）有命，请留一物为别。李思齐说，我远来无所齑。骑士说，那就留条胳膊吧。“思齐知不免，断臂与之。还，未己卒。”（《新元史李思齐传》）毒死一个，另一个卸了胳膊。扩廓对待叛将加说客的态度可谓创新了。
　　在至正27年四月，朱元璋对身边的人说，我对王保保屡次招降，如果他投降我不失王侯之位，可以做一代明臣。况且元朝已经快完蛋了，他却死心塌地地跟随元主，“岂识时务者哉？”（《国初群雄事略》）可见对招降王保保的失败，朱元璋实在很不理解也很无奈。
　　
　　五，王保保的亲属和部下
　　
　　扩廓的亲属见于记载的有一个弟弟脱因帖木儿和一个妹妹王氏。脱因帖木儿一直追随哥哥扩廓。妹妹王氏估计当时年纪较小，所以没有跟哥哥到部队中。她应该留在了老家河南沈丘或在哥哥扩廓的食邑汝南或在干爷爷梁王阿鲁台的封地汴梁，明军占领了河南，她也成了明朝的子民。
　　对扩廓招降的失败让太祖更加敬重扩廓了。他竟然把扩廓的妹妹王氏嫁给了他的第二子秦王朱樉，洪武四年九月，“册故元太傅中书右丞相河南王保保女弟为秦王妃”（《太祖实录》）。洪武四年正是扩廓在定西沈儿峪全军覆没后不久。太祖此举一方面是对扩廓的招降，另一方面也是对扩廓的敬重。
　　成为天子的儿媳妇，本是件荣幸的事，但扩廓的妹妹王氏显然保持着其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叫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对这门婚事进行了反抗。《国初群雄事略》载：“时妃（王氏）有外王父丧，上命廷臣议之。”“外王”指的是敌对国家北元的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父丧”指当时扩廓的妹妹正在服丧期间。以太祖高皇帝在朝廷和家里的威信，提出这两个理由来抗拒皇命的不可能是秦王朱樉或者是朝廷的大臣，只可能是王氏本人。显然，王氏不情愿嫁给哥哥死敌的儿子，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抗拒皇帝的命令，所以提出了“外王”和“父丧”这两个拒婚的理由。这两个理由还是很充分的，使朱元璋感到为难，所以他让大臣们商议。幸好学富五车的礼部尚书陶凯会拍马屁，提出“大功以下，虽庶人亦可成婚，况王妃无服”。（《国初群雄事略》）有了礼部的说法，朱元璋也就置“外王父丧”于不顾了，正式发布册书，册王氏为秦王正妃。
　　可是这个秦王却屡次犯错误，受到太祖的斥责。多亏哥哥太子朱标多方救解，才免被罢黜。死后朱元璋亲自定其谥号为“暋”，《书?康诰》注云:“暋,强也。自强为恶,而不畏死。”这是一个含有一定贬义的谥号。
　　洪武28年秦王薨，扩廓的妹妹竟然为朱元璋的儿子殉葬了。《明史秦王传》载：“（秦王）其妃为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洪武28年秦王薨，……王妃殉。”奇怪的是朱元璋其他的儿子死后都没有发生妻子殉葬的事，连朱元璋最讨厌的第十子鲁荒王朱檀在洪武22年死后也没有王妃殉葬，为什么偏偏只有秦王朱樉的王妃殉葬？可能因为当时扩廓已经去世多年，而且北方经过洪武21年捕鱼儿海战役，基本肃清了北元的残余势力，所以扩廓的妹妹也就不重要了。同王氏一起殉葬的还有秦王朱爽的次妃邓氏，她是宁河王邓愈的女儿。邓愈早在18年前也就是洪武10年就去世了，他的长子邓镇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李善长在洪武23年因为大逆罪被杀，株连到邓镇，邓镇因此也被当作奸党杀掉。娘家破败如此，邓氏的殉葬也就不足为奇了。
补：但近日偶然读到了香港中文大学陈学霖教授的《关于〈明太祖皇帝钦录〉的史料》（《暨南史学》第二辑）一文才明白了正史讳言秦王之死和王氏殉葬的原因。《太祖皇帝钦录》辑录了太祖朱元璋的谕旨原文，1925年被俞平伯发现于故宫博物院，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谕祭秦王祝文》揭露了鲜为人知的秦王朱樉荒诞败德、禽兽不如、令人发指的罪行，也披露了王保保女弟王氏的可悲命运。篇幅问题仅节录要点如下：
“特将尔（秦王朱樉）存日所造罪恶，列款昭谕，尔其听之：
一， 尔居母丧，未及百日，略无忧戚，（略）；
一， 听信偏妃邓氏，将正妃王氏处于别所，每日以敝器送饭与食，饮食等物，时新果木，皆非洁净，有同幽囚，为夫之道，果如是乎？
一， 听信元朝假厮儿王婆子叫诱，眼淫亵之乐，于军民之家搜取寡妇入宫，陆续作践身死，非人所为；
一， 与偏妃邓氏于花园台上同坐，令宫人卷衣至膝上，于姜擦上跪行（略）；
一， 制造后服与偏妃邓氏穿着（略）；
一， 征西番，将番人七八岁幼女掳到一百五十名，又将七岁八岁九岁幼男阉割一百五十五名（略）；
一， 在宫中闲逸无度（略）；
一， 偏妃邓氏因嫉妒被责，自缢身死，自此之后，再三省谕以礼相待正妃王氏，不听父教，仍将王氏幽囚宫中”；
至于朱樉的死因，文中披露说“（朱樉）非法刑诸宫人，有割去舌者，有绑缚身体埋于深雪内冻死者，有绑于树上饿杀者，有用火烧死者，老幼宫人见之，各忧性命难存，以致三老妇人，潜地下毒入于樱桃煎内。既服之后，不移刻而死。”
王氏竟然嫁给了这样一个连他父亲都认为“古所未有，罪不容诛”的恶贯满盈的恶少爷！她的婚姻生活极为悲惨，由于偏妃邓氏的嫉妒，被朱樉幽囚于别所。朱元璋看来还是有点良心，对王氏比较照顾，可能是因为一是王氏是原配，从维护封建礼法角度出发；一是乱点鸳鸯谱，害了王氏，心有谦意。所以他对朱樉“再三省谕”要善待王氏，甚至逼迫偏妃邓氏自杀。但王氏的不幸在嫁给朱樉时就注定了。朱元璋给王氏定的谥号“暋烈”，因为朱樉的谥号是“暋”，也就是说，朱元璋对王氏的生和死用一个“烈”（光明显赫）来表达他的歉意和尊重！朱樉被老宫女毒死了，王氏毅然选择自杀殉葬，虽然恶魔老公死了，但王氏应该没有其它的选择。正史里对朱樉致死和王氏殉葬讳言其故，而珍贵的《太祖皇帝钦录》终于还原了历史。
　　不知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中主人公赵敏的原形是否就是这个秦王妃王氏？
　　扩廓的弟弟脱因帖木儿在扩廓死后一直继续追随元主，担任詹事院同知的职务。在洪武21年四月的捕鱼儿海战役中，明朝大将蓝玉的部队全歼了北元的武装，脱因帖木儿在战斗中走失了坐骑，藏身于深草间，不幸被俘。被俘后被安置在蓟州工作，但他暗中联络其他降将准备起义，被告发后被捕。在洪武21年七月，脱因帖木儿被蓝玉杀害。
　　扩廓的部下都非常有节气，降明的极少。如武将贺宗哲等人，一直追随扩廓到荒凉的漠北。扩廓的幕府中，最有才气和名声的是蔡子英。
　　蔡子英是元朝的进士，一直追随察罕和扩廓父子。在沈儿峪之战后与扩廓失散，不久被捕。他面对明君臣酷刑之逼和高官之诱，都表现出了崇高的气节。有一天他突然大哭不止，别人问他原因。他说：“无他，思旧君耳。”（《明史蔡子英传》）太祖很感动，在洪武9年12月，放蔡子英出塞，让他回归在和林的故主。遗憾的是，此时扩廓已经去世了。
　　另一个有气节的人是前文提到的张永，在出使江东时被太祖扣留，太祖爱惜他的才气，委以高官。但张永却以“身在江南，心思塞北”的誓言回答，最终被太祖无奈地杀害了。
　　扩廓的妻子毛氏，事迹无考。只知道她在扩廓去世后，也自经而死，追随扩廓到阴间去了。
　　扩廓亲属和部下的节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扩廓的人格魅力。
　　
　　六、王保保之死。
　　
　　洪武八年八月，即元宣光五年八月，天下“奇男子”扩廓帖木儿死了。《明史扩廓帖木儿传》载：“其后，扩廓从其主徙金山，卒于哈喇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经死。盖洪武八年也。”
　　金山就是阿尔泰山（Altai），哈喇那海可能是现在的哈腊湖（哈喇那海到底在那里，我没有见到其他考证。我推断是Qara Na-our，应该翻译成哈剌海，或黑海。）衙庭《蒙兀儿史记》和《新元史》作“牙庭”，不见于其他满蒙典籍，其位置无考。
　　自洪武五年北伐失利后，明军“希出塞矣。”后来，扩廓将兵犯大同、宣府等地，太祖戒守将严守，不可出塞，这一地区遭到扩廓铁骑的蹂躏。后来徐达找到了机会，在怀柔击败了进犯的扩廓。但基本上这一时期，明军对扩廓是被动的防御。而太祖这一段时间对蒙古的攻略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先是对兀良哈征讨，然后重点对满洲用兵。
　　但是，问题是扩廓为什么死在了遥远的科布多地区，没有死在战事集中的东部地区呐？现在没有充分的史料来了解其内情。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一些推测：扩廓从其主毕力克图汗西徙到阿尔泰山一带，正是撒马耳干的大酋驸马帖木儿蹂躏中亚之时，毕力克图汗来到这一带，有可能与驸马帖木儿有一定关系。另外，这一段时间，瓦剌部（明史又作阿鲁台，即清朝前期的卫拉特四部）逐渐强大，此后不久瓦剌的强酋猛哥帖木儿就兴起了，北元的首领来到这一带，恐怕和瓦剌的强大有一定的关系。同时，阿尔泰山离乃蛮人的聚集地别失八里（Bechbaliq,今新疆古城北）很近，而扩廓去世的地方哈喇那海再往西南不远，就是窝阔台开辟的著名的答必斯丹山口，是蒙古通往中亚的捷径，扩廓此来会不会利用他与乃蛮部的亲情关系作一些亲善工作呢？
　　总之，扩廓帖木儿死了。这个让明军屡尝败绩，自己屡败屡战的天下奇男子死了。他独自支撑的北元将倾的天下，不屈不饶地抗击新兴的汉族势力，维护了北元的帝系。他死了，不久，北元在明军和瓦剌的打击下也覆亡了。
　　洪武11年，元昭宗毕力克图汗去世，其弟脱古斯帖木儿(Togouz Temor)即位，在洪武21年，明永昌侯征虏大将军蓝玉的大军在喀尔喀(Khalkha)河北岸的捕鱼儿海（Bouir Nor今内蒙古贝尔泊）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获王子地保奴及公主后妃百余人，官属3000余人，男女77000余人，马驼牛羊十五万余口。太祖于军中拜蓝玉为公，比之卫青、李靖。（可惜因为回师的路上蓝玉强奸了元主妃，元主妃愤而自尽，弄得另一个重要俘虏脱古斯帖木儿的儿子地保奴仇恨满胸，破坏了太祖的怀柔政策，太祖赏不行，见《明史蓝玉传》）不久脱古斯帖木儿死于蒙古内斗，北元的帝系断了，元的国号也被鞑靼取代了。
　　到了永乐年间，鞑靼基本上无力与中原和瓦剌(Oyrad)抗争。直到明朝中叶，鞑靼的大酋达延汗、俺答汗、吉囊、黄台吉、小王子等鞑靼历史上辉煌的名字才开始出现在明史中。

补记：此文写于数年前并贴于新浪论坛，近来读书发现新的史料，故补贴。

匪我思存

部分《倚天》人物考
作者：石头先生 来源：金庸茶馆 录入时间：2007-02-15 07:06:35

《倚天屠龙记》不是金庸写得最好的小说，但绝对是我最喜欢的金庸小说。尤其是书中的赵敏，真是令人心醉。寒假里，借着刚买来的《二十五史》，我抽空翻了一下《元史》和《明史》，对《倚天》中所涉及到的部分人物有了“新”的认识。

首先说的是赵敏的父亲察罕帖木尔（就是书中的察罕特穆尔，可能是音译的问题，使文字表达有出入）。据《元史·察罕帖木儿传》中记载，察罕帖木儿，字廷瑞，系出北庭，曾祖窝阔台。至祖乃蛮台、父阿鲁温，皆家河南，为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儿最大的外貌特征就是左颊有三根毫毛，生气时这三根毫毛就会直立。察罕帖木儿一开始并没有手握重权，一直到了至正十二年，他才开始纠集同乡人起兵去征讨全国各地的“叛贼”。由于作战勇猛，善于用兵，因此他升迁得也非常快，到其被害前，官拜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至正二十二年，山东的田丰、王士诚阴谋叛乱，将察罕帖木儿诱入军中，将其行刺（这一段在沧浪客的《矫龙惊蛇录》中有所交待）。其后，顺帝封他为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谥献武。等到他快下葬前，又改封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颍川王，改谥忠襄。封其父阿鲁温为汝阳王，后进封梁王。至此我才明白，原来察罕帖木儿的父亲阿鲁温才是汝阳王，而察罕帖木儿并没有受封汝阳王。

接着说说赵敏的兄长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书中的库库特穆尔）。《元史·察罕帖木儿传》与《明史·扩廓帖木儿传》中记载，扩廓帖木儿，沈丘人。本王姓，小子保保，元平章察罕帖木儿甥也。察罕养为子，顺帝赐名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被刺后，顺帝即军中拜扩廓太尉、中书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如察罕官。扩廓帖木儿紧接着就在至正二十二年十一月，攻下益都，取田丰、王士诚之心祭了其父。那以后，扩廓就大权在握，一个人有了权，就不免骄横跋扈。他屡屡与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相争，数百战而未能绝。于是，朱元璋乘势进兵，等到明军攻下大都后，汤合率军进攻太原，扩廓不敌逃往甘肃。洪武四年，徐达、李文忠率军十五万复取扩廓，经历数番争夺，后扩廓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从书中可以看出，扩廓帖木儿也是能征善战，颇有其父之风。朱元璋在一次与群臣讨论谁是天下奇男子时，曾经感叹：“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这样评价应该算是很高了。

《倚天》中也曾提到过韩林儿，只是篇幅很短。《元史·顺帝本纪》与《明史·韩林儿传》记载。韩林儿的父亲韩山童鼓妖言“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间信者众多。紧接着，颍州人刘福通与手下的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借着这些传言，鼓吹“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但可惜的是，至正十一年五月，造反的事被人发现，刘福通是撤退了，可韩山童为吏所捕诛。韩林儿与母杨氏逃至武安山中。到了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在诸砀山夹河找到了韩林儿。在亳州，韩林儿自称皇帝，又号小明王，建国曰宋。可惜，韩林儿本就没什么大志，又事事为刘福通操纵，自己的军队屡战屡败，到了至正十九年，韩林儿被察罕帖木儿逼得走投无路，只得在刘福通挟持下逃往安丰。至正二十四年，韩林儿卒，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是被朱元璋派遣廖永忠将韩林儿沉于江中。

《倚天》中最大的反派是圆真，而圆真的徒弟陈友谅更不是什么好货色。《元史·顺帝本纪》及《明史·陈友谅传》中记载，陈友谅，沔阳渔家子也，本谢氏，祖赘与陈，因从其姓。等到徐寿辉造反时，他就去投军，做了大将倪文俊的簿掾。至正十七年九月，倪文俊想谋弑徐寿辉，没有成功。而陈友谅也上行下效，乘衅杀了倪文俊，自称宣慰司，寻称平章政事。以后，陈友谅就挟持了徐寿辉，自己对军队进行发号施令。又过了一段时间，陈友谅索性派人用铁锤敲碎了徐寿辉的脑瓜，自己当了皇帝，国号汉，改元大义。其后，陈友谅屡与朱元璋相争，在鄱阳湖与朱元璋经历了一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水战，战败，陈友谅在逃跑过程中，被箭贯睛及脑而死，下场真是可悲。

下面来谈谈《倚天》中的五散人。《明史·张中传》记载，张中，字景华，临川人。少应进士举不第，遂放情山水。遇异人，授数学，谈祸福，多奇中。后来，张中由邓愈引荐给朱元璋，替朱元璋预测了几次福祸，颇为灵验。而且张中为人狷介寡合。人们和他谈话，一谈到有关伦理道德的话题时，他就马上转移话题，很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因为他经常喜欢头戴铁冠，人称为铁冠子。

《明史·周颠传》记载，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周颠最神奇的事就是他一直缠着朱元璋，向其“告太平”。朱元璋非常厌烦，就命人找来一口大缸，把周颠困在里面用火烧他，等缸底下的柴烧尽后，周颠安然无恙，只是微微出汗而以。《明史》里还记载了他几件神奇的事情。朱元璋曾经亲自写了一篇《周颠仙传》，以纪其事。

最后谈一下彭莹玉，说来惭愧，可能是由于我看书还不够仔细，竟然未找到有关彭和尚的详细记载，只是找到一些只言片语。后来，还是通过其他的典籍，了解了一下彭莹玉。彭莹玉，又叫彭翼，袁州南泉山东村庄人氏，小时候家里贫困，他就到慈化寺去当和尚，因此人称彭和尚。至元四年六月辛巳，彭莹玉与周子旺在袁州造反，周子旺自称周王。后兵败，周子旺被杀，彭莹玉逃遁。元朝政府痛恨彭莹玉，又以为其有法术，诬称其为“妖彭”。至正十一年，彭和尚与麻城邹普胜又起兵，以红巾为号，他们觉得罗田布贩徐寿辉长得很是威武，就推举他为主。同年九月，大军攻占蕲水，徐寿辉在此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到了至正十三年，元兵围攻瑞州，彭莹玉不敌被杀。

匪我思存

附：《元史.列传第二十八》
○察罕帖木兒扩廓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大军收河南。至祖乃蛮台、父阿鲁温，皆家河南，为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幼笃学，尝应进士举，有时名。身长七尺，修眉覆目，左颊有三毫，或怒则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当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盗发汝、颍，焚城邑，杀长吏，所过残破，不数月，江淮诸郡皆陷。朝廷征兵致讨，卒无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乃奋义起兵，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人。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思齐合兵，同设奇计袭破罗山。事闻，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

于是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数与贼战，辄克捷。

十五年，贼势滋蔓，由汴以南陷邓、许、嵩、洛。察罕帖木兒兵日益盛，转战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贼锋。贼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怀，河北震动。察罕帖木兒进战，大败之，余党栅河洲，歼之无遗类，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书刑部侍郎，阶中议大夫。苗军以荥阳叛，察罕帖木兒夜袭之，虏其众几尽，乃结营屯中牟。已而淮右贼众三十万掠汴以西，来捣中牟营。察罕帖木兒结陈待之，以死生利害谕士卒。士卒贾勇决死战，无不一当百。会大风扬沙，自率猛士鼓噪从中起，奋击贼中坚，贼势遂披靡不能支，弃旗鼓遁走，追杀十余里，斩首无算。军声益大振。

十六年，升中书兵部尚书，阶嘉议大夫。继而贼西陷陕州，断殽、函，势欲趋秦、晋。知枢密院事答失八都鲁方节制河南军，调察罕帖木兒与李思齐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栅交口。陕为城，阻山带河，险且固，而贼转南山粟给食以坚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马矢营中，如炊烟状，以疑贼，而夜提兵拔灵宝城。守既备，贼始觉，不敢动，即渡河陷平陆，掠安邑，蹂晋南鄙。察罕帖木兒追袭之，蹙之以铁骑。贼回扼下阳津，赴水死者甚众。相持数月，贼势穷，皆遁溃。以功加中奉大夫、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十七年，贼寻出襄樊，陷商州，攻武关，官军败走，遂直趋长安，至灞上，分道掠同、华诸州，三辅震恐。陕西省台来告急。察罕帖木兒即领大众入潼关，长驱而前，与贼遇，战辄胜，杀获以亿万计。贼余党皆散溃，走南山，入兴元。朝廷嘉其复关陕有大功，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未几，贼出自巴蜀，陷秦、陇，据巩昌，遂窥凤翔。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凤翔城，而遣谍者诱贼围凤翔。贼果来围之，厚凡数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将铁骑，昼夜驰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军张左右翼掩击之。城中军亦开门鼓噪而出，内外合击，呼声动天地。贼大溃，自相践蹂，斩首数万级，伏尸百余里，余党皆遁还。关中悉定。

十八年，山东贼分道犯京畿。朝廷征四方兵入卫，诏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湫、义谷，屯潼关，塞南山口，以备他盗。而自将锐卒往赴召。而曹、濮贼方分道逾太行，焚上党，掠晋、冀，陷云中、雁门、代郡，烽火数千里，复大掠南且还。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闻喜、绛阳。贼果走南山，纵伏兵横击之，贼皆弃辎重走山谷，其得南还者无几。乃分兵屯泽州，塞碗子城，屯上党，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陉口，以杜太行诸道。贼屡至，守将数血战击却之，河东悉定。进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于是天子乃诏察罕帖木兒守御关陕、晋、冀，抚镇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务练兵训农，以平定四方为己责。

是年，安丰贼刘福通等陷汴梁，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而自将中军军沔池。会叛将周全弃覃怀，入汴城，合兵攻洛阳。察罕帖木兒下令严守备，别以奇兵出宜阳，而自将精骑发新安来援。贼至城下，见坚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皋诸险而还。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枢密院事，便宜行事。

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图复汴梁。五月，以大军次虎牢。先发游骑，南道出汴南，略归、亳、陈、察，北道出汴东，战船浮于河，水陆并下，略曹南，据黄陵渡。乃大发秦兵，出函关，过虎牢；晋兵出太行，逾黄河，俱会汴城下，首夺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将铁骑屯杏花营，诸将环城而垒。贼屡出战，战辄败，遂婴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军跳梁者略城而东。贼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击败之。又令弱卒立栅外城以饵贼。贼出争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铁骑纵击，悉擒其众。贼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谍知城中计穷，食且尽，乃与诸将闫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赛因赤、答忽、脱因不花、吕文、完哲、贺宗哲、安童、张守礼、伯颜、孙翥、姚守德、魏赛因不花、杨履信、关关等议，各分门而攻。至夜，将士鼓勇登城，斩关而入，遂拔之。刘福通奉其伪主从数百骑出东门遁走。获伪后及贼妻子数万、伪官五千、符玺印章宝货无算。全居民二十万。军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献捷京师，欢声动中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诏告天下。

先是，中原乱，江南海漕不复通，京师屡苦饥。至是，河南既定，檄书达江浙，海漕乃复至。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乃日修车船，缮兵甲，务农积谷，训练士卒，谋大举以复山东。

先是，山西晋、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答失八都鲁之子曰孛罗帖木兒，以兵驻大同，因欲并据晋、冀，遂至兵争，天子屡下诏和解之，终不听，事见《本纪》及《答失八都鲁传》中。

二十一年，谍知山东群贼自相攻杀，而济宁田丰降于贼。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舆疾自陕抵洛，大会诸将，与议师期。发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及汴、洛军，水陆俱下，分道并进。而自率铁骑，建大将旗鼓，渡孟津，逾覃怀，鼓行而东，复冠州、东昌。八月，师至盐河。遣其子扩廓帖木兒及诸将等，以精卒五万捣东平。与东平贼兵遇，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丰及王士诚皆降。遂复东平、济宁。时大军犹未渡，群贼皆聚于济南，而出兵齐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间道出贼后，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济阳、章丘，中循濒海郡邑。乃自将大军渡河，与贼将战于分齐，大败之，进逼济南城，而齐河、禹城俱来降，南道诸将亦报捷。再败益都兵于好石桥，东至海滨，郡邑闻风皆送款。攻围济南三月，城乃下。诏拜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移兵围益都，环城列营凡数十，大治攻具，百道并进。贼悉力拒守。复掘重堑，筑长围，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辑流亡，郡县户口再归职方，号令焕然矣。

二十二年，时山东俱平，独益都孤城犹未下。六月，田丰、王士诚阴结贼，复图叛。田丰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诚待之不疑，数独入其帐中。及丰既谋变，乃请察罕帖木兒行观营垒。众以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请以力士从，又不许，乃从轻骑十有一人行。至王信营，又至丰营，遂为王士诚所刺。讣闻，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师四方之人，不问男女老幼，无不恸哭者。

先是，有白气如索，长五百余丈，起危宿，扫太微垣。太史奏山东当大水。帝曰：“不然，山东必失一良将。”即驰诏戒察罕帖木兒勿轻举，未至而已及于难。诏赠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谥献武。及葬，赐赙有加，改赠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颍川王，改谥忠襄，食邑沈丘县，所在立祠，岁时致祭。封其父阿鲁温汝阳王，后又进封梁王。

于是复起扩廓帖木兒，拜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袭总其父兵。扩廓帖木兒既领兵柄，衔哀以讨贼，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执其渠魁陈猱头二百余人献阙下，而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余党皆就诛。即遣关保以兵取莒州，于是山东悉平。扩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甥，自幼养以为子。当是时，东至淄、沂，西逾关陕，皆晏然无事。扩廓帖木兒乃驻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为安。

孛罗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没，复数以兵争晋、冀。帝虽屡解谕之，而仇隙日深。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与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兒得罪于皇太子，皇太子欲诛之，皆奔于大同，为孛罗帖木兒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数为皇太子寝其事，而皇太子不从，帝无如之何，则传旨密令孛罗帖木兒隐其迹。而丞相搠思监、宦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必穷竟其事。皇太子又方倚重于扩廓帖木兒。时扩廓帖木兒驻太原，与孛罗帖木兒构兵，势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搠思监、朴不花因诬孛罗帖木兒、老的沙谋为不轨，而皇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诏数孛罗帖木兒罪，削其官职而夺其兵。孛罗帖木兒不受诏，遂遣兵逼京师，必欲得搠思监、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缚两人与之。语在搠思监、孛罗帖木兒传。七月，孛罗帖木兒又与老的沙合秃坚帖木兒兵同犯阙。时扩廓帖木兒遣部将白锁住以万骑卫京师，驻于龙虎台，与战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孛罗帖木兒既入朝，据相位。白锁住又将二万骑屯渔阳，为朝廷声援。二十五年，扩廓帖木兒以兵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扩廓帖木兒大举以讨逆，发丞相也速兵屯东鄙，魏、辽、齐、吴、豫、豳诸王兵驻西边，而自率扩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师。亡何，孛罗帖木兒既伏诛，帝诏白锁住兵守京城，遂诏皇太子还京，而扩廓帖木兒亦扈从入朝。九月，诏拜伯撒里右丞相，扩廓帖木兒左丞相。伯撒里累朝旧臣，而扩廓帖木兒以后生晚出，乃与并相。居两月，即请南还视师。

是时，中原虽无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请出督师，而帝难之，乃诏封扩廓帖木兒河南王，俾总天下兵而代之行。扩廓帖木兒于是分省以自随，官属之盛，几与朝廷等，而用孙翥、赵恆等为谋主。二十六年二月，自京师还河南，欲庐墓以终丧。左右咸以谓受命出师不可中止，乃复北渡，居怀庆，又移居彰德。

初，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兒同起义师，齿位相等。及是扩廓帖木兒总其兵，思齐心不能平。而张良弼首拒命，孔兴、脱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怀异见，请别为一军，莫肯统属。衅隙既开，遂成仇敌。扩廓帖木兒乃遣关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台，而思齐亦与良弼合，兵连不能罢。扩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而顾乃退居彰德，又惟务用兵陕西，天子之命置而不问，朝廷因疑其有异志。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因而自立。扩廓帖木兒与孛兰奚等不从。及还京师，皇后奇氏传旨，令扩廓帖木兒以重兵拥太子入城，欲胁帝禅之位。扩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军。由是皇太子心衔之。及是，屡趣其出师江淮。扩廓帖木兒第遣弟脱因帖木兒及部将完哲、貊高以兵往山东。而西兵互相胜负，终不解。帝又下诏和解之，顾乃戕杀诏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迹成矣。

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诏命皇太子亲出总天下兵马，而分命扩廓帖木兒以其兵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以其兵自凤翔以西，进取川蜀；秃鲁以其兵与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东信地。然诏书虽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扩廓帖木兒终扞拒不肯受。于是貊高、关保等皆叛扩廓帖木兒。关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来即为将，勇冠诸军，功最高。而貊高善论兵，尤为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两人见扩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状闻于朝，举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蓝答兒、帖林沙、伯颜帖木兒、李国凤等计，立抚军院，总制天下军马，专备扩廓帖木兒。以貊高等能倡大义，赐号忠义功臣。

十月，诏落扩廓帖木兒太傅、中书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为食邑，与弟脱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为梁王食邑，从行官属悉令还朝。凡扩廓帖木兒所总诸军，在帐前者白锁住、虎林赤领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领之，在山东者也速领之，在山西者沙蓝答兒领之，在河北者貊高领之。扩廓帖木兒既受诏，即退军屯泽州。诏又命秃鲁与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率兵东向，以正天讨。二十八年，朝廷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以兵为之守。扩廓帖木兒即遣兵据太原，而尽杀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赛因不花及关保皆以兵与思齐、良弼诸军夹攻泽州，而天子又下诏削夺扩廓帖木兒爵邑，令诸军共诛之，其将士官吏效顺者与免本罪，惟孙翥、赵恆罪在所不赦。二月，扩廓帖木兒退守于平阳，而关保遂据泽、潞二州，以与貊高合。时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与扩廓帖木兒相持既久，大明兵时已及河南，思齐、良弼皆遣使诣扩廓帖木兒，告以出师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归。七月，貊高、关保进攻平阳。当是时，扩廓帖木兒气稍沮，而关保、貊高势甚振，数请战，扩廓帖木兒不应，或师出即复退。一日，谍知貊高分军掠祁县，即夜出师薄其营掩击之，大败其众，貊高、关保皆就擒。朝廷闻之，遽罢抚军院，而帖林沙、伯颜帖木兒、李国凤等以误国皆受黜。既而扩廓帖木兒上疏自陈其情悃，帝寻亦悔悟，下诏涤其前非。

于是大明兵已定山东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闰七月，帝乃下诏，复命扩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孙翥、赵恆并复旧职，以兵从河北南讨，也速以兵趋山东，秃鲁兵出潼关，李思齐兵出七盘、金、商，以图复汴、洛。未几，也速兵遂溃，秃鲁、思齐兵亦未尝出，而扩廓帖木兒又自平阳退守太原，不复敢南向，事已不可为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国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扩廓帖木兒即弃城遁，领其余众西奔于甘肃。

匪我思存

扩廓帖木儿(Koko Temur扩廓是蒙古语「青」的意思)是察罕帖木儿的姊妹(史上无记载)嫁给河南颍州沈丘某个姓王的男子(史上无记载扩廓帖木儿生父的资料,无法知道他属什么民族,但很可能是汉族)所生的。察罕帖木儿祖籍畏兀儿(维吾尔)别失八里(别失八里,元代西北重镇,故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又译别十八里、别石八里、鳖思马、别石把等。突厥语,意为五城,汉语称北庭。唐朝曾在此地设北庭都护府。后为高昌回鹘(畏兀儿)王驻夏之地和政治中心。元太祖四年(1209年)畏兀儿亦都护(畏兀儿君主)归附成吉思汗,此城遂成为蒙古国领地,仍由亦都护治理。蒙哥(元宪宗)时,在此地设立别失八里行尚书省。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曾在此地设别失八里宣慰司。别失八里一直成为海都、笃哇等西北叛王重兵争夺之地。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在此设北庭都元帅府。元成宗以后,长期为察合台汗国所有。元亡后,别失八里渐废),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扩廓帖木儿并非纯种维吾尔族人,是维吾尔族和不明民族(很可能是汉族)混血儿,如果考虑到古代中国习惯把子女归属于父系家族,则扩廓帖木儿应该是不明民族(很可能是汉族)人!所以其女儿应该也是不明民族(很可能是汉族)人!

匪我思存

转:明教，民间宗教和明王朝


明教，民间宗教和明王朝
朱元璋以淮右布衣起事，终于奄有华夏大地，很有一些传奇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的出身如此卑微，也很少有人以南方的长江流域为基地而最终统一北方及全国。当察罕帖木儿及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于1359年攻破北方红军首都开封而逐步肃清北方农民军队时，蒙古朝廷不免洋洋得意，根据历史经验，还没有谁从南方起事却可北伐成功。然而朱元璋做到了，这是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朱建国号“明”，这一名称是个能引起人们议论兴趣的话题，吴晗说：
“惟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国号曰大明，纪元洪武。吴非国号，亦非年号。至大明则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后唐后汉之追溯其所始。”（《明教与大明帝国》）
“明”这一国号，体现了这位农民皇帝的一些特质，因为此名称明显来源于民间，不管是“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经》或是其他。
本文对中国明教（摩尼教），民间宗教及朱元璋起事的一些政治宗教背景进行讨论，希望对此话题的探讨不无补益。  
摩尼教或明教
摩尼教（Manichaeism，汉语意译明教），三世纪中期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所创，后向其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盛极一时，影响久远。但后来其教逐渐式徽，终不可闻。1902年，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A. Granweldel）教授及其助手民族学家胡瑟（G. Huth）远赴新疆探险考察，发现大量摩尼教经典抄件残片。自此以后，摩尼教研究再次兴隆，许多东西方学者作巨大贡献。王国维、陈垣、伯希和（Pelliot）、沙畹（E. Chavannes），壁立千仞，高山仰止。他们的开创性作品发表后，七八十年间很少有更进一步者，尤其是伯希和与沙畹之《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刊行后，后世对于摩尼教的研究已无太大空间了，除非另有惊世骇俗的考古发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于摩尼教源流的考证，似乎更走在前列，冯承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译本序云：
“盖彼有多数之德、法、俄、英、比、荷、意、匈等国学者研究之成绩，互相参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专家，以相辅助，此皆我国所缺乏者也。”
道出我国研究的局限与困境，令人扼腕。
摩尼教教义及其与中国佛道诸教
摩尼教教义集中于摩尼用波斯文写就的摩尼教经典《撒布拉干》（汉译为《二宗经》）， 宣扬“二宗三际” 思想。“二宗”即明与暗，善与恶；“三际”即过去、现在、将来（初际、中际和后际）。 明王及其光明王国的诸神在初际后期与中际时期同魔王率领的黑暗王国群魔不断斗争，终在中际末期大获全胜，世界毁灭，明王（大明尊）将人类带回光明王国。
从教义来看，摩尼教具有强烈的末劫思想与拯救世人的思想，这些对于日后与中国民间宗教融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摩尼草创摩尼教之初，即发下宏誓大愿，要将其教传播于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宗教。本世纪初在吐鲁番考古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残片，编号T11D126（即M5799）记载下了摩尼欲传教于世界的豪言壮语：
“我已选择的宗教要比以往的任何宗教胜十筹。其一，以往的宗教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而我的宗教则不同，它将流行于每个国家，它将采用所有的语言，它将传及天涯海角。”
对于实现这一理想所采取的策略，一是尽可能利用其他已经流传深远的宗教的教义、仪式和称谓；二是将摩尼教经卷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三是尽量向统治阶层传教，以期获得合法地位。从其庞杂的教义来看，摩尼教是一种典型的混和宗教。它的善恶二元思想，来源于波斯原有的宗教袄教（Zoroastrianism）；其神祗此耶稣与经卷中人物亚当、夏娃来源于基督教自不待言，而其光明占有三个方位及黑暗居于一个方位等概念则来自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斋不杀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亚佛教影响。摩尼教经典先后由叙利亚文译成拉丁、希腊、科普特、亚美尼亚、中古波斯、帕提亚、突厥、粟特、汉、大夏、回鹘阿拉伯等十余种文字，其影响西起北非沙漠，东达中国东南沿海。在西方基督教统治地区，它被视为基督教异端，而在东方误解其为佛教一支，足可见其传播手段的灵活多样。
相比较而言，摩尼教向西传播的难度，要大于向东传播。西欧及拜占廷基督教宗教势力十分强大，摩尼教二元论的教义明显与基督教一元论观点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压制之下，难有立足之地。相反其在向东发展时，东方各国或者文化未臻成熟；或者如中国一样宗教势力弱小，宗教意识谈薄。大多数国家教乐于接受这些新兴宗教，像回鹘这样的国家，甚至奉其为国教，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其余地区的摩尼教虽没有获此殊荣，但也取得合法地位(或得到默认)。
摩尼教的东向传播，与所到之处盛行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紧密结合。据考证，摩尼教初创时虽受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其西向流传的教义与经典却极少有佛教内容。但东向传播的摩尼教则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称“摩尼光佛”。吐鲁番残片T.M.389宣扬“明使的佛性”；摩尼教经文《观佛三昧海经》则云，“摩尼光佛出世时，常旋光明，以作佛事”；西域发现的摩尼教壁画常见摩尼教神祗脚踩佛教的莲台；摩尼教称神祗为“先意佛”，“夷数佛”。摩尼似乎与弥勒佛特别有缘，残片M801即称摩尼为打开乐园大门的弥勒佛；而M42则记载明使的训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与智慧，女神曾妒忌你。当佛陀涅般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此处弥勒佛即摩尼。相反的，西域佛教也带有摩尼教色彩。如高昌回鹘第四节《八阳经》，将汉文的阴阳说改译为善恶二元说。在高昌古域、伯孜克里克、土峪沟等佛教遗迹中均发现有无论在主题与布局上都与摩尼教地狱十分类似的冥府壁画及图卷。有了中亚这种佛教化的基础，摩尼教进入中国便少了许多障碍。传统观点认为，摩尼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为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入朝。”（《佛祖统记》卷39）摩尼教在中土大发展是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回鹘将摩尼法师带入唐朝“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新唐书·回鹘传》）。出于对回鹘的羁縻政策，唐廷正式接受了摩尼教，在长安建立寺庙，赐额“大云光明寺”。其后足迹遍布长江以南，荆、扬、洪、越等州先后建立大云光明寺，摩尼教盛极一时。
摩尼教盛行于中国，是其先天（其教产生时即受佛教影响，并接受部分佛教内容）和后天（中亚和东亚的摩尼传教士和经卷翻译者努力使摩尼教教义和仪式佛教化）两方面条件共同造成的。摩尼教善恶二元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并无冲突，反而和阴阳两极概念很有貌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实质差别不小）。
摩尼教的极强生存适应能力，使其教义在中国传播时，尽量符合汉人的思维习惯。通过摩尼传教士们的大量努力，使摩尼教与中国本土已存的佛道各教之间距离日益缩小。
在佛教方面，除了上述在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外，善恶二元论能在佛经里找到对应：魔是梵语“魔罗”的简称，与佛对立，他们分别居“魔界”与“佛界”，佛须“摧伏众魔”、“以破诸魔”（见《首楞严三昧经》鸠摩罗什译）；“三际”理论十分契合弥勒观念的三世论：“初际”、“中际”、“后际”可以正好附会青阳燃灯古佛（过去），红阳释伽牟尼（现在），白阳弥勒佛（将来），而宇宙的终极目标，明教声称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认为即弥勒佛所居信的兜率宫（佛教教义中六欲天中第四天界）。另外，摩尼教的光明之国有时也被附会成弥陀净土观念的“安养极乐国”（或讹传为“安阳国”）。摩尼教后来也合于禅宗，《摩尼教残经》有明使种十二明王宝树的说法，与达摩栽菩提子的禅宗传说十分近似，因为禅宗为上层知识分子所喜好，摩尼教也想借此跻身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摩尼教与弥勒净土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上文已经指出的几点以外，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武则天695年自称弥勒佛化身，并以此名义建立和统治周朝（690-705），其伪造的经典名为《大云经》，并诏令全国各地建立大云寺庙。上文已提及，806年回鹘入唐，长安建立的摩尼寺庙为“大云光明寺”，恐怕这种名称上的雷同不仅仅是巧合。究其原因，摩尼教在中土传播时，正是中土弥勒净土大行其道之时。以摩尼教官方传入的唐朝为例，许多高僧（如玄奘、窥基师徒），文人（如白居易）都是弥勒信徒，摩尼教攀附其中是自然而然的，以至摩尼弥勒的角色合二为一了。
进入中土，摩尼教也和本土宗教道教逐渐溶合。“三际”观点也体现出了道教三清的概念中（查一查三清名讳）。当然摩尼教与道教关系最重要的物证还数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佚失已久的《老子化胡经》之一的《老子西升化胡经》讲述老子化摩尼的情况：
“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 ，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据信其成书于唐开元天宝以后，目的无非提高道教身价。是继晋代王浮杜撰《老子化胡经》后道教徒们的又一次表演。《老子西升化胡经》被摩尼教徒默认，并以此为契机，加快摩尼与道教合流。
许多学者认为840回鹘被戛黠斯击破，被迫西迁，唐廷以回鹘不再有利用价值，故摩尼教（回鹘国教）卒被禁止流行。但事实是，845年“会昌法难”禁止包括摩尼教、佛教、景教一切外来宗教，唐武宗下诏毁天下寺4600区，并且“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但其主要目标还是在中国流传之久并根深蒂固的佛教，武宗颁《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意图纯洁中国宗教，并收回寺庙产业。
“会昌法难”再加上此后中国与中亚交通日趋不便，在中土的外来各宗教不再能获得外部的支持和影响。所有的西来宗教于此时都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能完全被汉人接受符合汉人思维习惯的宗教，才有可能生存下去。景教就此告别中土，直到蒙古人入主中土再次引进，说明景教无法“华化”。但像佛教和摩尼教却顽强生存下来。佛教接下来仍占据中土宗教的最主要地位，这与其终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这一事实密不可分。摩尼教虽然不如佛教地位显赫，但毕竟没有被连根拔去。伯希和、沙畹有一种观点，即会昌年间灭绝的只是外来的摩尼教，而散于民间的华化摩尼教却存活了下来。从唐代以后，摩尼教便经常换了一个中国化名称出现：明教。
从摩尼教到明教
有唐一代，很少有人称摩尼教为“明教”，人们宁愿采用音译名称如摩尼，末摩尼（Mar Mani意即摩尼师），末尼，牟尼等等。直到宋朝开始，“明教”，这一称呼才真正被 广泛应用。“摩尼教”与“明教”虽然只存在音译和意译的区别，但从历史背景来看，其差别就不是如此简单了。使用“摩尼教”这一名称，说明在民众的意识中，它只是外来宗教，而“明教”这一名称一旦被承认，足可见其已经被视作中国宗教的一派了。
“会昌法难”以后，摩尼教和佛教都加快了“华化”的进程而得以存活。摩尼教未能如佛教一样获得官方承认的正统地位，所以只在一部分地区（浙江、福建一带）小规模地传教发展。
从宋朝到元朝有许多次明教活动的记载见诸史籍，虽然这些记载往往只是蛛丝马迹，有时并不准确，但大体上能够反映这些时期明教的一些情况。
《宋会要辑稿》刑法门二记载：
“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日《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释经藏并无明文记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至于字音又能辨认，委是狂妄之人，伪造言辞，诳愚惑众，上僭天王太子之号。”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对明教的经卷列举比较详细，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明教依附于佛教的传统。宋代明教不但继续了以前佛化摩尼传统，而且更积极广泛地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结合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君房《云笈七籤》序记载：
“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百余卷，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与道士商较异同，铨次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题曰大宋天宫宝藏。”
记明明教经典已经进入道教，《佛祖统记》卷四八录《夷坚志》记载有人贿赂《道藏》主编，编入明教经典：
“其经名《二宗之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大中祥符兴《道藏》，富人林世长赂主者，使编入藏，安于毫州明道宫。”
明教经典进入《道藏》是事实，但贿赂一事却不一定是信史，不能排除宋朝道教兴盛，明教主动归附，遭到佛教徒忌恨，终有贿赂一说的可能性。
无论怎样，宋元之际明教以前所未有之势与道教合流，显示了其“华化”的决心与成果。甚至有一些摩尼寺庙已经完全道观化，使外人难以分辨。元代陈高的《不系舟渔集》卷十二《竹西楼记》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记载了温州平阳潜光院的情况：
“温之平阳，有地曰炎亭……，潜光院者，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林国流入中土，欧越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每一食，昼夜七时，咸暝拜焉。”
潜光院以道观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明教庙宇。宋代黄震描绘的崇寿宫也是一样，这两处都是有明确记载的道教化明教庙宇。其余散于民间而不见于史籍的更加不可胜数。                          
虽然历史上对于中国明教活动的记载片断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明教在个中国传播的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在民间进行的，官方及半官方的正统记录往往是道听途说而不可尽信的。并且许多其他民间宗教的活动事迹也混人间，真伪不辨。
最著名的例子，是研究明教者最常引用的1270年《佛祖统记》志磐记载：
“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毋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
虽然引文中明确表示是“末尼”聚众选择，而且其行为确实有类似明教的地方，但如果仅就此这是明教无疑，显然是证据不足。从其文最后一句：“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这一说法，十分类似当时民间流传颇文的三阶教的上乘上上乘一说。考虑到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弥勒大乘教暴动，其教义也有类似的地方，可以认为这些聚众造反的教团很有可能在信仰上一脉相承，明教只是他们利用的一面旗帜。虽然明教努力将自已向佛教靠拢，但佛教内部人士却对明教十分嫌恶，称其“魔教”，取“摩”与“魔”谐言，并对其多有诋毁。《佛祖统记》这些记载只是其中之一。“魔教”这一称呼虽然并未取代“明教”这一称号，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明就里的人会误认为出现了一个新教派，Jacquest Gernet在其《中国的日常生活》一书中描述了十二世纪在浙江和福建一带流行的“魔教”，对其教义，仪式都略有描写。其实他描写的正是明教。这已足够证明明教被指成“魔教”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再加上明教徒供奉的“先意佛”、“夷数佛”画象都是西亚或中亚人种，非常不容于一些中国正统人士，便认为他们崇拜魔王。官方人士对于流行于民间的诸宗教教派并不详加甄别，难免张冠李戴，他们对于行动诡异，不食荤酒的各个教派，都污蔑为“喫菜事魔”，其中也包括明教。
虽然明教在宋元之际始终无法发扬光大，只能在少数地区发展流传，但并不意味着明教完全不为官方容许。相反，在这些时期中的大部时间内，明教仍然拥有合法地位。尤其在元朝，蒙古朝廷对于中国本士及外来的各个宗教都采取容忍和保护的立场。这个时期的明教，已经相当“华化”。蒙古统治者一视同仁加以管理。这一点中国史书很少提及，但西方却有史料加以佐证。1951年学者L.Olschki发表“Manichaeism,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in Marco Polo’s China”一文，引用了一段1928年拉丁文抄本《马可波罗游记》（Ⅱ Milione）以住不曾公开的一段记载：马可波罗在福州访问过一伙与世无争的教徒，他们不信奉基督教，不事火，不是偶像崇拜者（即佛教徒），也不崇拜穆罕默德，人们不知他们所属何教，马可波罗对他们进行访问，并参观他们的壁画、经卷后，判定为基督教并建议他们北上向忽必烈争取合法地们。终在他们的一番努力下，大汗允许他们归于基督教管辖。Olschki认为他们就是摩尼教徒。凑巧的是，五十年代中国学者吴文良和庄为玑在泉州发现了一块元代墓碑，其中的汉文部分如下：
“管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贴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此碑由英国学者刘南强（Samuel N.C. Lieu）及其夫人朱迪思(Judith)解读，认为马里哈者牙为叙利亚语Mari Hasia音译，意为最尊敬的，马里失里门为人名，阿必思古八是主教，也里可温是景教（秦教）。全文为“献给江南诸路的明教，景教的管领者，最尊敬的基督教主教马里失里门。”此碑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正好互相印证，足以说明明教在元代完全合法存在，完全不是想像中那样心怀不满秘密结社。经常有研究者以《元史·刑法志》中关于禁止“白衣善友”活动来论证元代也曾禁止明教活动，但纵观其整段刑法条文，不难发现，《刑法志》中所禁止的主要是那些秘密结社民间，假托佛道，伪造经文的一些民间宗教，这些宗教具有很强的反抗性，并且组织能力较强，严重危及元廷统治，事实上正是这些团体组织，最终挑起元末农民战争。至于“白衣善友”一名，王见川在《从摩尼教到明教》一书中解释颇为切中要害，他认为“白衣”指在家佛教徒，相对于缁衣，并非指白色衣服，“善友”指教友。由此可见，“白衣善友”不是特指明教徒。
元代明教的合法地位，使其和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最终起事的弥勒教派有着很大的距离。并且明教入中土以来，虽然出现的面目经常变化，不断依附佛道各教，但其最基本教义和修行方式却始终如一。前文提到的《竹西楼记》记载“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国流入中土，瓯闽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时咏膜拜。”明教这一保持本色的能力，自始至终，所以它不可能在整体上与民间弥勒等教混和。而且明教徒的行为和思想观念一直是内敛的，完全不具备强烈的反抗精神，也不存在对抗政府的传统。南宋黄震回信给崇寿宫住持张希声时甚至认为明教是道教中强调自我修养的一个教派：“老子再化摩尼，而说法独严于自律”（《黄氏日钞分类》）。明教的这一特点从一个侧面对明教屡屡卷入民间叛乱的说法提出了挑战。所以明教对于朱元璋时代农民战争究竟有多大影响，我们不能抱太大信心。
                     中国民间宗教及朱元璋的农民战争
元末农民战争的宗教背景
元末农民战争的宗教背景是相当显著的，在南北两系红军揭竿而起之前，整个社会，已被一种浓厚的带有弥勒净土观念的末劫思想所笼罩。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元廷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能力。这一时期，各种预言和异兆（显然都有是有人故意安排的）层出不穷，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便记载了几条：“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挖了石佛眼，当时木子反。”“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元史·五行志二》另有：“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作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等等。在这种社会思潮带动下，有强烈民间宗教背景的红军起事是水到渠成的。
然而对于南北红军所持的宗教信仰，历来的观点往往是不够准确的。普遍认为，元末农民战争都是由白莲教领导和发起的。这一观点主要来自《元史·韩林儿传》：
“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翁然信之。”
可以肯定的是，正史及其他官方记录对于民间宗教和秘密组织的记载往往不够准确，如果一味认为这些史料为信史，则不免被误导。但从这一段文字，我们仍能够找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来探究元末那个时期的民间宗教思潮。“白莲会”与“弥勒佛下生”便是其中的关键词，我们就从这个方向从头开始探讨。
“白莲会”或白莲教的前身一是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创立的白莲社，而更直接的是南宋时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白莲宗的教义主要来源于佛教净土宗的阿弥陀佛净土。《佛说阿弥陀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记阿弥陀佛，执持名号，……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是一种简单直接，易为平民操作的得救方法，能够吸引普通民众入教。尽管如此，白莲教仍属于佛教的一支，有严格的修行方式和完善的教义理论，虽然念佛号能往生净土，但茅子元如终认为必须持之以恒，而不能希望立竿见影求得现报：
“备现今时，信人皈投佛会，或为病苦而发心，或为报亲而举意，或为保抉家宅，或为师罪持斋。虽有信心，而无行愿，虽云念佛，不达本根。”（普度《莲宗宝鉴》卷七）
可见白莲教在很长时期内,虽然是佛教的一支异端,但仍然比较严谨,其性质决定它不能成为元末时代对抗政府的思想指导。事实上元代的白莲教重要人物普度也斥指了当时社会上白莲教的异端倾向：“去圣时遥，人多谬解，虽期近道，悉陷邪宗。”（《莲宗宝鉴》卷四）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与明代高僧莲社八祖云栖袾宏（1535－1615）相同的结论，元末所谓的白莲教既非茅子元的白莲宗,也“非庐山师莲社也”。
净土宗的白莲教在韩山童与彭莹玉这个时代已经面目全非了，根据其“弥勒佛下生”的说法，它已完全融入另一种净土观念：弥勒净土的思想中去，仅存的也许只有白莲教的名称及其他一些表面的内容（如崇拜红色）。相比较而言,弥陀净土观念强调自身修养而弥勒净土观念重视弥勒下生度人,后者更合于民众心理。弥勒净土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影响远远大于弥陀净土。日本人佐滕永智在其《北朝造像铭考》中列举了云冈、龙门、巩县各个石窟所知的金铜佛象，发现北魏等朝代弥勒佛造像150具而弥陀造像仅33具。可见自从这两个净土观念自传入中土以来，弥勒净土观念在便占有很大的优势，更具有吸引力。尤其在唐以后，弥勒净土观念在正统佛教中失宠而更易与下层民间信仰结合。弥勒净土观念具备弥陀净土观念所没有的末劫观念和弥勒下生救世观念，这种宗教活力，特别能在变革天命时显现其价值。并且弥勒思想的暴力倾向也相当突出，有其历史渊源，515年河北僧人法庆与俗人李归伯起义，宣称“新佛出世，除去众魔”，以杀人为投向彼岸的手段，“杀一人为一位菩萨，杀十人为十位菩萨”（《魏书·元遥传》），这种极端暴力行为，成为弥勒观念以后许许多多反叛行动的典范。弥勒净土观念成为中国民间各个宗教最有影响，最成体系的思想基础。后来所产生的大量民间宗教，如黄天教、罗教、红阳教、八卦教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为107种），无论其创始人如何巧言诡辨，无论其出现于世人的面目如何千差万别，但其主要教义：末世、救世主和极乐世界的弥勒净土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后来又发明了“无生父母，真空家乡”的新内容，仍万变不离其宗。直到建国前流行于华北一带，现仍存于台湾的一贯道，虽然产生于现代文明时期，又受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影响，但其主旨仍是弥勒净土的。我们不防大胆臆测，中国在汉人聚集地区，只有一种民间宗教的思想体系，不妨称作弥勒教。
上文已经证实过，弥勒观念与明教在历史上有天然的联系。在中亚传播时，明使的形象是以弥勒佛形象出现的。虽然没有材料证明在中土这一情况再度发生，但明教与弥勒观念的千丝万缕关系毋庸置疑。一般的平民百姓更加无法弄清其二者的关系，所以在元末才有“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观念，因为弥勒即明王，也可以是大明尊。
凑巧的是弥陀净土观念也有类似“明王”的说法，《大阿弥陀经》说阿弥陀佛是“诸佛光明之王”，号称“无量光佛”“超明光佛”。这些教义的类似之处使三者很容易有民间以某种形式融合于一处，以至于后人无法搞清来龙去脉。
然而存在民间宗教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对于政府权威的挑战。宗教毕竟只是宗教，反抗政府并不是宗教教义的组成部分，而宗教经典往往无涉于政治。这一点官方也不得不承认，明代调查罗教的报告指出：“罗教根源于前朝……无论老少男妇入会，致送香资，吃斋诵经，劝人为善，并无别项诡秘情事。”（《史料旬刊》天字861-862页）然而，一些政治性目的明显的秘密会社（区别于民间宗教），很容易对民间宗教的一些教义（主要是一些末劫及救世观念）人力资源甚至组织结构加以利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二者都产生于中下层群众中间，免不了相互渗透。这种相互渗透时常发生，但不是一定会发生；即便发生渗透，也不必然产生暴力反抗。
但是在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长期固定和国家在大多数时期内的统一状态，民间宗教缺乏成为官方正统宗教的可能（相反在欧洲和日本，这种情况却真的出现，产生于民间的德国路德派与日本净土宗最终利用各自地区的分裂状态，完成了其成为正统宗教的进程）。相较而言，中国的民间宗教却没有那样幸运，虽然它们也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要求，但始终只能在中下层群众中自生自灭，至多只能处于半公开状态。而在政府下定决心取缔一切秘密组织时（包括秘密会社与一些民间宗教），它们就会遭致灭顶之灾。这一状况，迫使中国的民间宗教经常与一些带有明显反政府的秘密会社走在一起。可以得出结论是，民间宗教不是产生反抗的必然力量，但在中国历史上，民间宗教演变成为反政府组织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国家更大。
元末农民战争是这一情况的集中体现，领导两支红军的主要力量既正统的白莲教也不是明教，而是一支异化了的白莲教，即政治性强烈的弥勒教化了的白莲教（或许加入了一些明教成份），这正是民间宗教演变为反政府组织的历史典型。这两支红军的组成结构有所不同，在“天完”红巾军里有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白莲教徒（茅子元及普度的白莲教），这从他们的名字上可看出：天完太师邹普胜、大司徒袁国公欧普祥以及陈普文、丁普郎、“双刀赵”赵普胜、史普清等等。他们可能都是以普、觉、妙、道命名的正统白莲教徒，据我国学者杨讷统计，天完红军将领有18人为白莲教徒。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者，却是宗教背景不怎么强烈的朱元璋（吴晗先生认为朱元璋是明教徒，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民间宗教的意识形态，即使能在某一时期，某些地方深得人心，但从这个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不可能为主流思想所包容，难以长时间立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军在起事的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
朱元璋农民战争时代的政治背景
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只能延伸到县一级，而县级以下，政府权力真空的地区，必须由拥有财产，功名或社会名声的士绅阶层来填充。士绅阶层不一定有品级，但行使着政府的职能，他们帮助收税，维持地方治安，宣传国家政策，兴办初级教育等等。在这一层面上构成了国家权力的基础。士绅阶层基本上是正统的，对国家稳定起很大的作用，一旦这一阶层的权威受到挑战或其职能不能充分体现，地方上就有不稳定之虞。民众如果不能与代表正统力量的士绅阶层合作良好，他们就必然倒向异端，用异端力量取代士绅阶层所代理的正统国家权威。并且民众与异端联合在某些地区是有其传统的，正如以弥勒教为核心的叛乱几千年来总是不断产生于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相距并不很远的地方，梁朝时在陈州，450年南朝宋在彭城，715年河北的贝州等等事件都表明在这一范围的地区一直未能根除异端思想，政府代理人在这些地区的作用显然不够强大，至少比不上其他一些相对稳定的地区。这些现象在政治制度更加不规范的更为突出，而且元朝武装力量也日渐削弱，以防止叛乱维持治安的地方警察武装为例，《元史·兵志》：“至元二十三年，省台官言：捕盗巡马，先令持闷棍以行。······今议给各路弓箭十副，府州七副，司悬五副各令置备防盗”，力量太过薄弱，为民众起义创造了机会。这些地区在元朝的九十多年时间里反复出现带有宗教色彩的暴力反抗，1337年河南信阳的棒胡起义，1325年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散布“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妖言等等例证，表明至少在这些地区下层的民众完全倒向异端一边，国家已经难以控制，南北红军的最后起事终于不可避免。
然而揭竿而起是一回事，真正建立政权并得到广泛的支持是另一回事，后都更需要一个全局的规划以及更牢固的基础，显然士绅阶层的承认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朱元璋最终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论述朱元璋之所以最终成功，我们有必要从其政策，即其与士绅阶层、元廷及宗教农民军的三方面的关系中进行考察。
对于士绅阶层士大夫的拉拢，陈友谅与张士诚也做得很好，陈在江西招募大量江西士大夫如解观、詹鼎、黄昭等等；而张士诚则将饶介、周伯琦、苏昌龄、陈基、张经等等纳入幕府。于是、陈友谅、张士诚与朱元璋便从农民武装完全蜕变为割据势力，改变了一般红军的流寇性质，从而能为统一战争奠定基础。
朱元璋势力在逐步扩大的进程中，得到士绅阶层尤其是浙东地区士绅的大力支持，“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不仅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制定各项政策，也为朱树立了一面招牌，即朱的力量区别于一般农民武装，能够维护正统势力，能够保护一部分元朝旧臣和地方士绅的既得利益。“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国初事迹》）基于此，朱的部下出现了大量各地士绅，元朝旧吏及一些地方武装首领，加上原有与朱一起起事的旧将，构成了朱势力的重要支柱。他们“或以功业定乱，或以文章赞化，卒能合四海于分裂之余不越十年，遂致平治。”（《华川王先生现像序赞》方孝孺）。这样的构成，能够给士绅阶层安全感，使朱元璋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为以后扫灭各地地方武装清除了障碍。关于这一点，历来的论述很多，基本上观点出入不大。
朱元璋与蒙古朝廷的关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元末明初的一些官方史料是人为裁剪删削的，其中含糊不清处很多。可以肯定的是，朱对于元的降臣叛将，基本上采用留用的方法而为已用，而为元廷殉节的，则嘉其忠义，进行厚葬。如为守太平的勒义，守集庆的御史大夫福寿，处州守将石抹宜都受到了这样的待遇，这种策略，使战事变得顺利，而人心容易归附。但如果认为朱元璋曾经降元或曾经准备降元，似乎证据不够充分。其中主要有两条证据。一是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破汴梁，天下震动，朱元璋派人与察罕贴木儿处通好，有投降之嫌；二是清末浙江临海出土的《方国璋神道碑铭》，记载朱元璋侵衢、婺，方国珍之地方国璋图谋招降朱元璋，“二年始得其情”，然后元廷遣尚书张昶与方国璋会合准备招降一事，不料方国璋意外被杀，此事遂无下文。
对于第一条证据，与察罕贴木儿通好，并不能表明朱元璋对元廷的态度。尽管察罕贴木儿是蒙古化的色目人，但其武装并不能视为蒙古朝廷的武装，更不能代表蒙古朝廷。察罕帖木儿与元朝廷的关系若即若离，只存在表面上的忠诚。可以肯定，察罕帖木儿与朱元璋、张士诚一样，只是逐鹿中士群雄中的一支。与察罕帖木儿通好和投降元朝一事无涉。当时儒士叶兑为朱元璋分析此事时，将察罕比为曹操而朱元璋为孙权，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力量对比及战争形势；另一方面正说明察罕不能代表元廷，至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事见《明史·叶兑传》）
对于第二条证据，很明显，一切所谓的劝降行为都只是元廷的单方面做为，并无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朱元璋有主动的行为来配合。相反，倒是有直接证据表明，朱拒绝元廷所封的“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一职并诛杀招降的元使。显然朱没有如方国珍，张士诚那样正式投降元朝，哪怕这种投降是半心半意和带有策略性的。不投降元廷并打着龙凤旗号是朱元璋在很长时期内的基本方针。
在另一方面，拒绝降元，并不意味着否认蒙古统治中原曾经有过的合法性，而这一点，又将朱与民间宗教的农民军队区别开来。农民军队的国号，一为“宋”意为继承宋朝江山，一为“天完”，取意压倒“大元”；都不承认元朝统治。但朱元璋则反其道行之，一方面他认为元廷无道，一方面他承认元朝统治历史上的合法性，他说；“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意。”（《明实录》卷二十一）这足以抚慰元朝的一部分旧贵族，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从而稳定一些地区的社会秩序并得到这一阶层人士的支持。直到1367年，即元亡前一年，他才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此时元朝气数已尽，朱元璋羽翼已丰了。
鉴于朱元璋的平民出身，他获得农民军队的支持便不足为奇了。朱长期归附于韩林儿刘福通的“宋”朝廷，无怪乎有人认为朱自身也是白莲教徒、弥勒教徒甚或是明教徒。然而这种名义上的顺从关系是不能保持长久的。农民军队的流寇习气，使他们无法根本立足；其杂乱无章的组织及内部的派系之争而缺乏一贯的政策，失败在所难免。《明史》描写红军“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从后复之，不能守。”（《韩林儿传》）这种不能固守疆域，无长远规划的流寇习气，只能使国家更趋分裂，因为为防止流窜的农民军队，各地纷纷结寨自保，割据状态愈发严重，有记载的对抗红军的地方武装计有东莞李氏，凌氏，龙泉胡氏，京山刘氏，临川陈氏，江阴许氏等。这种割据状态与盼望统一的社会心理和历史要求背道而驰。朱元璋最终抛弃韩、刘，抛弃龙凤年号，都是可以理解的。
1366年朱元璋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平周榜》，标志着他对红军千年盛世理想的抛弃。其文曰：
“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祝允明《前闻记·平吴仁言》）
这是一出历史的滑稽剧，朱元璋斥责弥勒信仰的叛乱，但他自己却正是宗教农民军的一支，倒是他讨伐的张士诚与红军毫无关系。如果此文是张士诚讨伐朱元璋而写，似乎更合理些。这正说明了朱元璋当时所处的地位与所采取的政策的矛盾状况，几乎不能自圆其说。
但惟有朱元璋能够将所有矛盾的因素加以利用，走一条小心翼翼的中间道路。他参加农民军队，并长期在此名义下发展势力；但又重用地方士绅，任用元廷旧吏，从而维持秩序，改变其军队的农民军性质；他反对元朝统治，但又承认其“天命”并以继承其“天命”为已任；有意利用民间宗教“明王出世”的观点，取“明”为国号，顺从民意，使人产生弥勒已经下生，明王已经出世的感觉，而朱元璋，“明”朝的开创者，顺理成章，就成了传说与现实中的“明王”。
显然“明”这一国号来源于农民战号的谶言，而“明王出世”则明显来源于弥勒信仰及弥陀信仰。至于“明”字是否来源于“明”教，则证据不足。吴晗认为“明”来源于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这只是牵强附会。《大小明王出世经》是《小大明王出世经》的讹误 ，是双修、二会、白佛、金刚禅等异端佛教的经典，与明教无关。元史学家杨讷认为“明王”来源于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明王是阿弥陀佛：
“佛言：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绝殊无极，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而为诸佛光明之王，故号……超明光佛。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
明教、弥勒净士观念，弥陀净土观念，以及其他种种佛道教异端的偶像，组织方式和经卷在民间宗教中几经掺杂，早已难分彼此。“明”到底起源 于何处，已成公案，或许是大明尊，或许是弥勒佛，或许是弥陀佛，但有一点肯定的，这位救世主是末劫观念深入人心时的主神。朱元璋通过建国号为“明”，诏告世人，芸芸众生无须弥勒于龙华树下三行法会，因为“明王”已经下生，千年盛世就在人间。

匪我思存

作者：圣西罗的球门       来源：天涯

二、敏敏的父亲——汝阳王：大义与亲情狭路相逢
　　
　　一直觉得这位蒙古王爷的形象高大，在政治较量上，别说朱大帅成了大反派，就连俺们明教的招牌性人物逍遥二使，也褪色不少。之后在史书中寻找“察汗”其人，如93倚天中一样，没有让人失望，他果真说过“生死有命，我自问心无愧，无须人保护”，于是被暗害。宥于民族偏见和明初对《元史》草率简单的编写整理，让我们忽视了这位耿直倔强的将军，但就这寥寥数语，却让人在风雨惨淡的元朝末年，看到一抹古铜色的光芒。感谢93倚天，它给了我们一个客观不凡的认识。在摇摇欲坠的国家政权前，他是拼死保国的将军，在明艳可人的女儿身边，他是严厉慈爱的父亲。他军令如山，赏罚分明，果断睿智，重然诺，所以他有一个令人赞叹的女儿。敏敏身上，成功的体现了生物遗传和后天影响的完满结合。
　　他不允许任何人有颠覆朝廷的行为，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懈怠。然而，令他震怒的是，他所谓的“祸国殃民”的，居然是自己的女儿？！她行为和思想上的倾向，让他不能容忍，绝对不能！！于是他字字铿锵，掷地有声，但她还是“执迷不悟”，义无返顾。于是，他痛心、气愤、决断、大义灭亲！……
　　然而，当他的身份回到父亲的时候，当他从朝堂战场回来，他只是一个父亲的时候，他心里一定静静的痛过。他和女儿吵的最凶的时候，他问你是不是爱上了那个反贼？！他看到女儿避开了他的眼睛，她慌慌的说了两个“没有”，然后欲言又止，不敢看他。于是，他不在追问了，随之，是父女两人的沉默。其实，他太了解女儿，怎么会不了解她？只是他在拼命说服自己。他一直相信，至少在关键时刻，女儿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她血液里流淌的特穆尔家族的信仰，会让她把持住方向和分寸。然而……却令他失望而惊怒。
　　做为父亲，他或许很想温柔的劝解女儿，那份感情是没有未来不可触碰的。但做为臣子，他有他的身份和原则，不同妥协和纵容的。或许，女儿一直以来都是他的骄傲。而现在，他要亲手了结她的生命，那样明媚的如春花般绚烂的年龄。当民族大义与亲情狭路相逢，容不得他半点犹豫！一巴掌打不醒，便结束她的生命。他不想看到她一直走下去，一错到底。
　　然而，他还是看到了，女儿憔悴的跪在他面前，淡淡的对尘世无半点留恋，要用性命去交换最后一个心愿——一位老人的平安。作为生父，他给了她生命，却不能给她幸福……可曾想到这位父亲心里的痛？同样的锥心刺骨……
　　一直在揣测，汝阳王第一次见到无忌时，那一眼，他是怎样的心情呢？那个威慑江湖武功盖世的明教教主，那个令朝廷惶惶不可终日的义军领袖，那个让女儿不惜背父叛国的人，就这样出现在他面前。想他决不会来，以身犯险入敌军营寨为一个将死之人。然而，他来了，一个挺拔清秀的少年，满眼的绝望憔悴与苍白掩盖不住原本的温和善良，颤抖的语调，无力的跪在她身边，悲痛欲绝……坚实的臂膀将她紧紧的抱在怀里。
　　至少在那一刻，他或许明白了一点，女儿的痴心一往到底值不值得。天下没有哪一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但他依然是睿智的，孤注一掷的看清了这个少年的心，是可靠的。于是他放他们走了，放她和心爱的人走了。或许这一走，便真的天涯永隔，但只要知道女儿好好的生活着，他便是满足了。
　　奸人环伺的危旦时刻，他依然将女儿护在身后，这是一个父亲的本能。
　　最终，这位老人凄惨的死去，倔强得不吭声，不低头。但他的一生，他的灵魂，却不能不使我们动容。
　　

和歆

顶一下匪大的水桶，好多好多好多字哦……

兔板牙

踩踩，眼花ing。。。。

ivy_#

看来大大又在准备素材了，期盼中~~~~~~~

292413056

匪大，你好厉害啊！呵呵

anshaoting

敏敏的 老爹爹
那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的幸福！

单人九

赵敏，痴心一片，论人才相貌，哪样不是拨尖，怎么就碰上张无忌这小子，三心二意，左右逢源，我要是赵敏，就选阮正东、孟和平，哪个都比张大呆子好！

jasmine_#

金大侠这部书里面偶最喜欢杨逍和赵敏
呵呵
匪大的那个杨不悔也喜欢
:lol :lol

黄花菜

察罕帖木儿最大的外貌特征就是左颊有三根毫毛，生气时这三根毫毛就会直立……

匪，你写那个李大帅哥的时候一定记得写这个……哈哈:lol

落英凝绿

原来李帅哥的出处是在这里!!哈哈,要爱定寻爱到死去活来,为她天崩地裂,最后最好狗血点,李大帅锅是因为定寻而死,哈哈,这样我喜欢!!:lol

楼雕月

原来是敏敏的老爸啊，哈哈，喜欢的哇
就是字太多，头晕，还是看匪大　对他的战功描述吧

soso80

终于知道谁是李延瑞了:lol
不过看的我眼花花的:loveliness:

萱草芳菲

难怪在读《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就瞅着王保保这个名字眼熟，原来是在《倚天》看到的，只是当时丝毫没有忆起他是赵敏的哥哥。

纯牛奶

眼花ING。。。。晕晕的顶下。。。。！~

wawjia2006

不喜欢张无忌，但是也不讨厌，对这部小说不是很感冒，呵呵

flosa

晕啊，改天好好看看！
最近看《新宋》，对历史又开始热衷起来了。

匪度假回来开始填灭绝吗？

林之恩

好想看啊 匪要填坑了吗 ？:lol
期待

秋水依然

扫盲,扫盲.....
王保保..总觉得这个名儿适合当小名儿..如果等王保保到了五十岁..有人叫王保保..保保...